概论：汉代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，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。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，两汉三百余年间，书法由籀篆变隶分，由隶分变为章草、真书、行书，至汉末，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。因此，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，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。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。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，笔法不但日臻纯熟，而且书体风格多样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碑》说：“自后汉以来，碑碣云起。”

　　 因此，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，流派纷呈的阶段，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，表现出琳琅满目，辉煌竞秀的风貌。在隶书成熟的同时，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，发展而成为章草，行书，真书也已萌芽。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，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。另外，金文、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，但在两汉玺印、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，并使篆书别开生面。康有为曾说：“秦汉瓦当文，皆廉劲方折，体亦稍扁，学者得其笔意，亦足成家。”(《广艺舟双楫·说分》)给以较恰当的评价。

　　 隶书的出现，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。从此，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，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，而完全符号化了。隶书承上启下，上承篆书，下启楷书，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。作为书法艺术，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，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。前人称篆书笔法为“玉箸”，即玉作成的筷子，横平竖直，均匀圆润。字的结体规矩严谨，较少变化。隶书则不然，它的点划分明，粗细有致，波画有蚕头燕尾，一波三折。用笔有方有圆，或方圆兼济。结体或险峻跌宕，坚挺雄健，或秀丽工整，圆静妩媚，或坚守中宫，凝重端庄，或大开大合，意气飞扬，可谓千变万化，各臻其极。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。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，他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写道：“书莫盛于汉，非独气体所高，亦其变制最多，皋牢百代。杜度作草，蔡邕作飞白，刘德升作行书，皆汉人也。晚季变真楷，后世莫能外。盖体制至汉，变已极矣。”

　　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。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，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。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。

　　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，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。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，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，例如：《乙瑛碑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孔宙碑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华山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西狭颂》、《张景碑》、《张迁碑》等等。

　　 汉代书法，除碑刻外，还有书写在木板（北方）和竹板（南方）上的汉简。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、肃穆、气势恢宏，而是活泼灵动、变化多端，甚至漫不经意，富于幽默感。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，那么，汉简则如同写意。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，粗头乱服，不修边幅，甚至草率。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。

发展史：

汉古隶
隶书的发展
行草的兴起
代表书家：

张芝
蔡邕
相关碑帖：

帛书老子乙本
马王堆竹简
西狭颂
埔阁颂
张迁碑
礼器碑
曹全碑
华山碑
史晨碑
乙瑛碑
石门颂
衡方碑
白石神君碑
朝侯小子残石
赵葑碑
蔡邕：熹平石经
皇象：急就章《玉烟堂帖》
张芝：草书帖
汉代书法——汉古隶

　 概论：古隶和小篆之关系就如同猴子和人，乃是蜕变而来，特征在改变笔画之曲线成直线，并予省略，变圆为方，由连而断，且富有粗细之变化，由繁趋简，书写亦更加便捷，为小篆至八分之关键。

　　 但传下来的书迹甚少，以刻石和碑为多，武梁祠画像中亦有古隶者。

　　 发展：

　　 帛书老子乙本：

　　 为惠帝和吕后执政之间的古隶「陪葬品」，它的主人因太过珍视它而带它入土，也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它。书体篆意尚存，章法有直行而无横行，秀丽之中尚存古意。

　　 竹简孙膑、孙子兵法﹝汉简附﹞：

　　 这二书也为陪葬之物，看来我们得感谢古人的陪葬制度了。年代大抵为西汉前期。两者笔迹不同，当是出于不同人之手；竹简孙膑的字体仍混有极多篆书笔法，孙子兵法的篆法殆已净尽，笔画直，间架平正。两者相较的话，一以古质取胜，一以妍华擅美，皆是古隶上品。

　　 鲁孝王刻石：

　　 今尚存曲阜孔庙之中，全文仅「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」十三字。笔画已由圆变方，字体仍属高长，结构别于小篆，乃藉于小篆、八分之过渡书体，古朴纯厚。

　　 另尚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，开通褒斜道刻石﹝这是摩崖大字﹞，祀三公山碑等遗墨。

相关碑帖：

帛书老子乙本
马王堆竹简
汉代书法——隶书的发展

概论：汉朝自公元前 206年高祖建立天下，经过60余年的治理，出现了“汉武”盛世，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进步，造纸术的发明，对文字的发展，影响深刻。西汉初，朝廷就把隶书定为学童应试的内容之一，成绩好的可以做官。当时的“史书令史”，就是擅长写隶书的官职。汉人称汉隶书为“史书”。据班固《汉书》记载：元帝“多才艺，善史书。”孝成许皇后“聪慧，善史书。”隶书的重要特点是笔画平直、结构方正，几种笔画较为固定，为汉字书写定为不变的形态。

　　 再有就是改造合体字的偏旁，并使它固定统一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偏旁和原独体字一样，位置也不太固定。为了字的方整和书写便利，隶书把用做偏旁的独体字规定特殊的形态，同时又把许多原来不同偏旁的篆字固定为同一偏旁，如“英”、“樊”、“莫”、“真”、“奠”等字，原篆字字底皆不相同，隶字把它们统一为“大”字底。又如“泰”、“秦”、“春”、“奉”等字也是隶变后才统一为“夫”头的字。

　　 这样就使得隶书较篆书易记、易写，适应了时代日益发展的要求。

　　 发展：隶书的定型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。从大的方面说，隶书有秦隶和汉隶的区别。秦隶的形体，从出土文物中的权、量器的诏版上还可看到一些特点。这时隶书结体还是纵势长方的，字的大小不拘。有人称此隶为“古隶”，西汉初期仍沿用这种字体。

　　 隶书随着时代而逐渐改易，到了东汉，形成了定型的汉隶。特别是到了汉恒帝、灵帝时期（公元174～189），汉隶达到极盛时期。汉隶定型的字体，主要是指此时期的字迹。

　　 定型的隶书在书法上形成了自己风格。在用笔上方、圆兼用，藏锋、露锋诸法具备；在笔画形态上出现了蚕头燕尾的特点，长横画有蚕头，有波势，有俯仰，有桀尾；体势上，由纵势变为正方，又变为扁方的横势；结构上，中官紧收，笔画向左右开展，呈左右对称的“八字形”，故有汉隶“八分”的说法。

　　 隶书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，既庄重严整，又变化多姿。这种字体，上承篆和古隶，下启楷书，用笔通行行、草。

　　 所以隶书在书法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。

　　 隶书到东汉时期已发展成定型的隶书，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的标准字体。这一时期留下来的隶书字丰富多采，尤其东汉时期盛行树碑立传，所以留下碑版最多，也最精湛。

　　 所谓“碑”，在古时是宫、庙门见识日影及拴牲口的长方形石头，秦代在石头上镌刻文字，作为纪念物或标记，或刻文告等，秦代称为“刻石”，汉代以后即称“碑”。

　 自东汉以来，各种碑的形式也多起来，有碑颂、碑记、墓碑等等，用以纪事、颂德。这些碑刻给书法留下了极丰富的珍品。据说东汉留 下来的碑版达170余种。现举出几种有代表性的作品，以资证明。

　　 1．乙瑛碑：全名为《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》。东汉恒帝永兴元年（公元153年）立。当时乙瑾为鲁相，曾奏请在孔子庙中设置守庙的百石卒史，因此得名。碑立在今山东曲阜孔庙。内容刻有奏请往返的公犊和对乙瑛的赞同。碑文雄秀、工整，风格飘逸秀丽，是著名汉碑之一。

　　 2．礼器碑：全称为《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》，亦称《韩敕碑》．东汉桓帝水寿二年（公元156年）立。石在今山东曲阜孔庙，碑文为赞颂鲁相韩敕整修孔庙，建造礼器的事。书体扁平丰茂，瘦劲挺秀，属于工整风格的作品，为历代学隶者所重视。

　　 3.史晨碑：碑的前后两面各有到字，故亦称《史晨前后碑》。前后碑各有名称，前碑称“鲁相史晨祝孔子奏铭”，内容是记载鲁相史晨的奏章，报告他到任后祭孔的情况；后碑称《史晨飨孔庙碑》，记录了他祭孔的措施。此碑建于汉灵帝建宁二年（公元169年），碑立山东曲阜孔庙。字体工整，结构谨严，富有神韵，是学习隶书的好范本。

　　 4。熹平石经：也称《石经》．汉灵帝嘉平四年（公元175年），蔡邕等建议在太学建立正定的六经标准文字，以免贻识后学，为此而立。传为蔡邕所书。碑石共46个，太学旧址在今洛阳市，碑立太学门前。几经动乱，原碑早已无存。自宋以来，常有残石出上，据说现已集存80OO多字，字体方正，结构谨严，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。

　　 5．曹全碑：全称为《汉合阳令曾全碑》，汉灵帝中平二年（公元185年）王敞等人为纪念曹全功绩而立。明代初年出土于陕西颌阳县，曾保存在合阳县孔庙，1956年移放在西安碑林。相传此碑明代未年即已断裂，现文物出版社已经出版断裂前的拓本。曹全碑是汉隶代表作之一，风格秀逸多姿、结构平匀，用笔方圆兼备、清丽婉畅。此拓本保存原字较多，完整如新，最适合初学隶书者临摹。

　　 6．张迁碑：全称为《汉故谷城荡阴令张君表颂》，亦称《张迁表颂》，汉灵帝中平三年（公元186年）立碑于山东东平县。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，是张迁故居韦荫等为表扬他而刻立的。书体以方笔为主，结构严整、端正朴茂。现有影印本，可供方笔书法爱好者临摹。

相关碑帖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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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书法——行草的兴起

概论：所谓草书，对正书来讲就是较为草率的字，或称“急就”，快速写出的字；也可以说是正书的一种“破体”，或说是“俗字”、“异体”。在两汉隶书定型的同时，草书行书也萌发起来。晋代卫恒在《四体书势》中说：“汉兴而有草书。”唐代张怀瓘《书断》中说：“章草即隶书之捷，草亦章草之捷。”又说：“汉元帝时，史游作急就章”，“此乃存字之梗概，损隶之规矩，纵任奔逸，赴速急就，因草之意，谓之草书。”章草尚有隶之意，笔画常带波桀，字与字无牵连，而今草则隶意皆无，字字相连。

　　 发展：两汉以隶书为主流，日常应用又兴起一种草书，介于八分与今草之间特有之书体，与后世草书殊异，谓之章草。

　　 其结构乃隶书简化而来，所谓「损隶之规矩」，「存字之梗概」也。章草每 笔分写，各自独自，与后世草书有别，实为草书之滥觞焉。章草在当时算是非正式的字体，乃为「赴俗急就」而起，纯为日用所需。段玉裁认为「艸书之称，起于草稿」，大体草书稿字体较为草率，书写迅速，故颇实用，近世所出之汉简多是粗书而成就是很好的证明。

　　 至于章草兴起的年代，许慎认为是「汉兴有草书」，汉人称为「草」，自羊欣始有「章草」之名，后来就沿用下来。至于为什么叫章草，则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了。

　　 史称杜度、崔瑗、崔实、张芝、张昶为汉章草大家，但所传书迹不多，还好近世所出汉简保存墨迹不少，我们才能见到章草的真风貌。

　　 王愔以史游作为急就章，为章草之始，但敦煌出土之急就觚，却是波磔洋溢之八分。传世之章草急就章应是成熟后之作品，而非章草之起源。

　　 汉宣帝神爵四年四月简：

　　 出于敦煌，为史游之前戴有年代之木简，是较早期的代表。其有几字己改变结体，减省笔画。笔画略带波势，书写亦草率，已粗具章草之规模。

　　 汉元帝永光元年：

　　 为居延汉简中有纪年者，较神爵四年更近章草。字体皆是解散隶体粗书而成，已无八分工整秀丽，为章草较成熟之代表。笔势极为飞动，极为纵逸，直行整齐不乱，堪称杰作。

　　 新莽殄灭简：

　　 上面是没有纪年的，经人孝订为新莽始建国后五年所书。尤此知章草至新莽己确立，书法尤臻优美。笔画已具波势，结体则是草，有许多字解散隶体而成符号，笔画亦牵连，章草笔法大体具备。且字行疏朗爽明，为章草之珍品。

汉光武帝建武简：

　　 亦敦煌所出，包括廿二至廿六年间，共四枚，为章草极成熟之作。各简中皆有减省笔画或改变结体者，且字体近似，笔势跃动，各字独立，每笔分写，表现秀逸之风格。

　　 敦煌汉纸墨迹：

　　 敦煌所出亦有纸片，即是书于纸上之墨迹，为章草末期之代表作。观其运笔已极纯熟，笔势跃动而连贯，结体已和草书相同，实启今草之先河。此纸为现存最古者，距蔡伦爷爷造纸年代极近，堪称至宝。

　　 张芝芝白帖：

　　 刻存于淳化秘阁法帖中，米芾鉴之为：据真迹所摹刻；现在与敦煌汉简相比较确极为相近，该是汉代书迹没错。阁帖中另有张芝草书三帖，米元章则认为是唐人所作。所以芝白帖是张芝传世之唯一书迹，亦有汉名家章草之仅存，地位十分重要。

　　 此帖字体横扁，结体是草，笔画尚存隶意，虽每笔分作，而气势一贯，笔画多简省而趋于符号化，为章草之典型，且法度严谨，而章法宽舒，「专谨古雅」，堪称章草之上乘。

相关碑帖：

皇象：急就章《玉烟堂帖》
张芝：草书帖
汉代书家——张芝

张芝：生年不详，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（约公元 192年），敦煌酒泉（今属甘肃）人，字伯英，善章草，后脱去旧习，省减章草点画、波桀，成为“今草”，张怀瓘《书断》称他“学崔（瑗）、杜（操）之法，因而变之，以成今草，转精其妙。字之体势，一笔而成，偶有不连，而血脉不断，及其连者，气脉通于隔行”，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“草圣”。晋王羲之对汉、魏书迹，惟推钟（繇）、张（芝）两家，认为其余不足观。对后世王羲之、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。

　　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，历史上已传为佳话。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中记载：张芝“凡家中衣帛，必书而后练（煮染）之；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”。后人称书法为“临池”，即来源于此。尤善章草，有「草圣」之誉，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「寸纸不遗」的地步。评价相当高，尤以草书为最。

相关碑帖:

张芝：草书帖

汉代书家——蔡邕

蔡邕：（公元 132一192）东汉文学家、书法家。字伯喈，陈留圉（今河南杞县南〕人。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，故后人也称他“蔡中郎”。

　　 蔡邑除通经史，善辞赋等文学外，书法精干篆、隶。尤以隶书造诣最深，名望最高，有“蔡邕书骨气洞达，爽爽有神力”的评价。

　　 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。蔡邕认为这些经籍中，由于俗儒芽凿附会，文字误谬甚多，为了不贻误后学，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。诏允后，邕亲自书丹于碑，命工镌刻，立于太学门外，碑凡46块，这些碑称《鸿都石经》，亦称 《熹平石经》 。

　　 据说石经立后，每天观看及摹写人坐的车，有100O多辆。

　　 灵帝命工修理鸿部门（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），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，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“飞白书”。这种书体，笔画中丝丝露白，似用枯笔写成，为一种独特的书体，唐张怀瓘《书断》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“飞白妙有绝伦，动合神功”。

　　 蔡邕因负盛名，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。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。

相关碑帖：
《熹平石经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