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吃葡萄吐什么葡萄皮
王建国
内容提要
没有主义的人总爱不失时机地大谈什么“主义”，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没有主义。
近年来的书法界的某些人，总想立牌位当宗师。一会儿弄出个什么“书法主义”，一会儿又搞出个什么“新古典主义”，另外还有什么“现代派”、“学院派”等，然而当你走近他们的时候会发现其中不仅没有什么“主义”，同时还空泛得很。没有主义而大谈“主义”的人，就象当年穷得没有衬衣穿而套上一个假领子一样，如果将其外罩脱下，便会发现内容虚假不实。还象一些貌似儒雅的商人，没有读过几本书，却把书柜摆的满满，而且看上去还一尘不染。
书法界的某些理论家，从其理论来看，决不是因为自己善写，也不是因自己想写，而是想告诉大家我也会写，故而才会人云亦云地写一些虚张声势的文章，搞一些空洞无物的“主义”，做一些涂脂抹粉的赞扬，还以为自己不仅有做理论家的欲望，同时也有做理论家的实力，或干脆就以理论家、理论大家自居了。
最近看了一篇《关于当代书法问题的南北对话》（以下简称对话），我的这种感觉更加的强烈了。这种所谓的对话，与其说是对话，反不如说是不露声色的相互吹捧和满腔正经的自我表扬。
对话的双方是被书法理论誉为南陈北周的陈振濂、周俊杰二位先生。当然《对话》中谈到最多的自然是他们各自引以为自豪的“学院派”和“新古典主义”。另外，还有其它一些其它问题。在谈到“中西文化与中国书法”时，陈先生说“‘新古典主义’，它是站在传统的立场，以传统为体，西方文化为用”。如果说“新古典主义”果真是周俊杰先生提出来的，你是怎样以“西方文化为用”的？是早就用了，还是你在“对话”中所说：“近几年。。。。。。补中国古典文化也补西方文化，包括哲学、美学、艺术学类的课”以后才用的，另外你急着告诉大家你急着补这么多课，是想说明自己谦虚，为了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，还是想说明过去的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故而才补课的。如果说你早就“以西方文化为用”的话，那么你没有上过这几个方面的课，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你会用吗？如果说你是才开始用的话，那么过去的你是真的、还是假的？还有，难道你“跑了不少国家，到一些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收集资料”就学贯中西了。试想如果有谁进了一趟故宫，便以为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和体验，岂不幼稚可笑。
在我看来，所谓的“新古典主义”，不过是在取法上注意到取那些与我们这个时代审美趋势相适应，并不被我们的前人所看重的一些民间书法，包括墓志造像，还有近期新出土的简牍等。这充其量是取法的更新，是一种学习方法的改进，而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，就象吃惯了粗粮的人想吃一吃细粮，吃惯了细粮的人又想吃一吃粗粮一样，怎么就忽然变成了“主义”了。扯起“主义”的大旗来飘扬自己，是不是有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？是不是这感觉的味道好极了。关于“新古典主义”提法的合理与否，王澄先生可谓一语中的，“几千年来书法发展史就是传统的继承发展史，皆为“新古典主义”。毫无新意，照搬古人的“传统派”实际上不存在的，任何时期都没有。因此，似乎没有必要再分“传统派”和“新古典主义”。
假如说“新古典主义”也是一个“主义”的话，那么它的真实存在表现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象“对话”中陈先生所说的，现在无论那一个学派，其实都是在试图找一个东西文化的衔接点，比如“新古典主义”，它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以传统为体、西方文化为用，那么它和过去纯古典书法有所不同，这个不同其实就是现在对于当代的西方文化，或者说当代中国（接受西方影响的）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取舍态度。在此，我看不明的是，陈先生所说的取舍，是指对西方文化的取舍，还是以西方文化为用以后，对传统书法的取舍。
按陈先生的意思来讲，当今书法的不同流派的产生是来自寻找中西文化衔接点的方式，方法或其它立场的差异。这就更让我弄不明白了。传统书法也有许多不同的艺术流派。比如时代的不同，地域的不同，相同的时代、相同的地域都有其不同风格流派的产生。难道历史上书法不同流派的产生，也是“以西方文化为用”才产生的，那可能吗？历史上书法的不同流派的产生当然绝不可以是“以西方文化为用”才产生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根、为用就能产生出不同的流派，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地“以西方文化为用”而且还要有衔接点的不同才会产生不同的书法艺术流派。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说明自己聪明，还是说明自己蠢，难道你们不觉得六个指头挠痒、脱了裤子放屁不多此一举吗？
再者，站在中国书法艺术的立场上来看，书法艺术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，是不是有可能，有必要，能不能够行得通，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有没有这方面的基因。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。
书法可以说是最民族特色的一门艺术，她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独有的，西方没有这门艺术，那么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这方面基因存在，那么你又如何去借西方文化的种，来胚中国书法艺术的胎哪？我不仅不反对借鉴，更不反对中西文化的溶和，但溶和也是要有条件的。
现在杂交了的动物是不少，但再杂交也只能是同类之间的杂交，也就是说不同品种的狗之间可以杂交，而狗与猫之间是不可以杂交的。有谁听说过或见到过中国的猫与西方的什么狗杂交的？没有！因为熊猫只有中国才有。
没有溶和的条件，“溶和”便是一句空话，也就是说虚构的溶和是不存在的。不知道陈先生找没有找到“溶和”的 衔接点，如果真找到了，说给大家听听，让我们也长长中国书法与西方文化的溶和的见识。
在“对话”中，周俊杰先生还谈到“我读中国古代的书论，深感我们的祖宗早已将书法本体的东西说透了，诸如用笔、结体、章法、墨法等，我们如果仍不断地重复这些内容，包括学术用词、范畴、观念等，那么我们的后人将视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学术的时代。”说透了，也就是说明白了，这是真的吗？
我真的不知道周先生是否真的读过古代的书论，还是读了却没有读懂。那么你的“补中国古典主义文化”是怎么补的？真的补了，还是说给人们听的。难道古代的书论真就那么的完美，真的就会令我们无话可说了。说透了就是说明白了，说正确了。我这样理解“说透了”对吗？信口开河会不会是理论家的偏好呢？另外，避而不用古代书论中的学术用、词而改用西方文化的学术用词就算是有学术了，你认为黄种人穿了西服就会长出大鼻子、蓝眼睛来吗？是不是“洋装穿在身，可以不再有中国心”？
如果我们看过古代的书论，就一定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并非隐藏着的漏洞，仅就用笔方面就存在着不少理论方面的错误，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。周先生放着眼前该做的事不做，却去搞一些虚构的什么“主义”，搞一些并不存在的中西文化溶合，为什么？是怕后人说“我们这个时代是无学术的时代”，还是怕别人说自己是个没有学术的理论家？你连古代书论都没有搞明白，你又是怎样“以传统为体”的？另外你的“西方文化为用”难道就象陈振濂先生说的“现在有很多书法家他们要参加展览，有的像我们这辈的书法家还要做评委、或者说他的子弟或他本人要到高等院校去进修，或者说他想自己出一个作品集等等，这样的一些活动，其实在意义上、性质上已经很西方化了”。
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书法理论家为什么都如此的“博学”，而且博学的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了，难道陈先生对西方文化就是如此“深刻”的理解的。
当然，按陈先生的意思是“不要拿教学生的常识来混淆于我们现在对将来书法命运的思考”从这句话来看陈先生自然是干大事业的，不屑与凡人为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然而让我不解的是“书法将来的命运”是你能管得了的吗？艺术的何去何从自然有艺术内在的自律性，它决不会场按照某个人的思考，按照某个人的指引向前的。你是在做书法的“天气预报”，还是在掐书法的“生辰八字”，不要以为“漂亮的衣总是穿在自己的身上”。
就拿陈先生的“学院派”来讲，无非是事先设定一个创作的主题，然后再进行创作，难道你不知道，按预先设定好的模式去创作只能是创作的一种方法。另外事先设定好模式其实就是在没有创作以前，就已经把自己框在自己设定的框子里面了，这就象痴情的少男少女非你不娶非你不嫁，把自己的幸福设定在自己的眼界之内，虽痴情的可爱，但不一定就是最佳的选择，还象是有轨的电车，虽不停的来来往往，却总是重复在一条路线之上。那么陈先生请你告诉大家，你搞的这种按事先设定好的创作模式去创作的方法，是与西方文化的哪一门、哪一派的哪一点衔接而来的。
“学院派”的创作，是一种模式化的创作，从其作品来看，是在书法创作中加进了文学的成份，而这种文学的成份完全表现在作品外在的形式之上的，用抽象的书法来表达具体的文学命题很难有其实质的东西。站在书法的角度来看其并没有超越前人的感觉，没有新意，只不过是把不同的字体按照自己的主观思想拼凑在一起，而站在文学的角度来看，也并没有让人真实地感觉到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，是太难了？还是跟本就走不通？用陈先生的话来讲“恰恰是难，是大家都走不通，我们来走走看”，走走看，意味着不一定就能走得通，不过按陈先生的意思来讲，“难含金量才高”。如果按照此种说法推论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顺产的孩子多平庸，难产的孩子多俊杰，因为他来之不易，含金量高，所以才能成才吗？
用文学的心态创作抽象的书法作品，本身就存在着文不对题的毛病，这就象用哑语跟盲人“说话”一样是不可能成事的。
再者，书法的“学院派”，其实是想有别于他人的创作，来说明自己有与众不同的教学体系而人为制造的，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自己不也认为“别人走不通，我们来走走看”。走走看不正说明还在探索，还没有走出自己设制的迷宫吗？还没有真正的瓜熟蒂落吗？怎么就妄称“学院派”了。
另外，如果我们说“学院派”并不成熟的话，陈先生不会同意的。在《对话》中陈先生不同意周先生说的“广西现象不很成熟”，其实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“学院派”“已经很成熟”，这种露骨的表白，是在表白什么？是表白“至少可以在现在书坛上找到两种表现时代强调时代的模式”，请问你说的这两种模式是不是一个姓陈、一个姓周？这种自我感觉的优秀，就象在初为人父人母的人的眼中，无论怎样看，别人生的都是婴儿，而自己生的一定会是“国务院总理”。当然这种偏爱是可以理解的，如果无端地当起真来，就太过可笑了。
实不知，用催熟剂催生的早熟，正是不成熟的证明。
在“对话中谈到“广西现象”的时候，陈先生认为，对于民间书法的借鉴、吸收，如果没有一点文人书法功底的话，你几乎没有办法切入到里边去。我不知道陈先生的这一结论是来自哪个人的实践。书法是一门抽象的视觉艺术，它是靠线条与汉字结体变化而完成的造形艺术。书法的基本功训练就是临帖。而不同的字体对于学书法者来讲，完全不应当有先后的启承关系，既不是楷书为基础，也不是文人书法为基础。而是以临帖为基础，不分什么帖，你可以直接从任何字体入手，也就是说，你既可以从文人书法入手，也可以从民间书法入手；既可从楷书入手也可以从草书入手。决不象在“对话”中谈到蔡梦霞的书法作品时，陈先生说的那样“没有写过楷书的话，象那样的创作她是绝对写不出来的”。我劝陈先生一句，自己不懂的事情不要妄下定语。你写不出来，你带得学生写不出来，你怎么知道没有写过楷书的别人就写不出来，你的思维出了什么故障？是短路了，还是缩水了？难道你也认为学不会打计算机，就学不会打算盘？你不是认为你自己不保守吗？如果按你那偏激的说法，我们可不可以说：对文人书法的借鉴、吸收如果没有一点民间书法功底的话，你几乎没有办法切入到里边，这样说你同意吗？你以为对吗？你学者的严谨在此时是放假了还是调休了？另外顺便说一句，毕加索是立体主义画派，不是野兽派，陈先生不要错点了“鸳鸯谱”。
爱谈学术的周俊杰先生在《对话》中有这么一段“精彩有趣” 的玩词，“一种新的书法风格，新的书体被发现，可以改写或重新写中国历史和中国书法史”。一种新的书体被发现，怎么中国历史也要依此而改写或重新写？请问周先生，这是哪本书上写的？那么考古学讲的，这是不是继“新古典主义”以后你的第二大发明？考古界认同你的这种说法吗？
试想，如果没有古文字学家经过艰苦的工作辨认出甲骨文字，恐怕不仅我不认识，你也一定不会认识。你连字都不认识，自然也不知道其内容是什么，难道就因书体的不同就去改写中国历史？难道这就是你“学者风度”写真？就是你的“书法学术界要有魅力”的说明。我想还是不要把别人的劳动付出变了花样写在自己的稿纸上，就以为是学术了。没有吃葡萄，你吐什么葡萄皮？
这种自以为有知的无知，还是少来为妙。
发自内心的想写与不病呻吟的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是绝对不一样的。书法理论界的悲哀就在于故弄玄虚的文学者多，喜欢看故弄玄虚文章者也多，因为看不懂，便误认为高深了。
把餐桌上的鸡爪叫成凤爪，是食堂大师傅们的杰作，用古奥、高深做化妆品装点自己以显示学问的渊博是书法界的专利，我过去这样认为，现在仍旧这样认为。